202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霍尔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这一组合概括了过去半个世纪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脉络。霍尔专注于家庭消费和企业雇佣决策，伍德福德则研究企业为何无法随时调整价格，以及中央银行如何通过利率和预期影响经济。两人的工作最终汇聚于一点：要理解经济繁荣与衰退的根源，以及政府如何稳定经济，必须先理解家庭和企业面对未来时的选择。

这正是20世纪70年代后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转型。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善于描述消费、投资、通胀和失业的总量关系，却未能解释这些关系的内在逻辑。石油危机、滞胀与卢卡斯批判的出现，使这一方法面临严峻挑战。当家庭和企业预知政府行动时，他们会提前调整消费、储蓄、定价和工资要求；过去数据中的关系，可能在新政策下不再成立。为让稳定政策重获根基，宏观经济学必须从“总量关系”深入至个人选择，再由此重建宏观体系。

霍尔和伍德福德各自完成了这一工程的关键部分。

霍尔：从消费到失业

罗伯特·霍尔1943年生于加州帕洛阿尔托，这座城市后来成为硅谷核心，也几乎是他学术生涯的地理中心。他本科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师从罗伯特·索洛攻读博士，1967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在MIT和伯克利任教，1978年加入斯坦福大学和胡佛研究所。

霍尔很少自称为某一学派的宏观经济学家。他的个人主页仅简朴地写着：“我是一个应用经济学家”，兴趣涵盖就业、通胀、技术、竞争和经济政策。这句话概括了他的研究风格：他未建立以自己命名的宏大体系，而是在消费、劳动市场、企业定价、生产率、税制和经济周期等关键领域持续提出新方法。

他甚至为现代宏观经济学著名的“淡水—咸水”之争留下了命名。霍尔回忆，在1976年的一篇论文中，他首次用“淡水派”和“咸水派”区分美国内陆五大湖附近与东西海岸的宏观经济学传统。这两个略带玩笑的词汇，后来成为新古典宏观与新凯恩斯主义之争的常用标签。有趣的是，今年的诺奖将这位曾为两派“取名”的经济学家，与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家伍德福德并列。

霍尔最经典的工作发表于1978年，题为《生命周期—永久收入假说的随机含义：理论与证据》。弗里德曼曾提出永久收入假说：人不会因本月多赚1000元就全部花掉，真正决定消费的是长期收入判断。霍尔向前推进：若消费者理性且能利用现有信息预测未来，消费变化应具备何种统计性质？答案令人惊讶：假设家庭已将已知信息纳入终身收入预期，那么可预测的消息应已反映在当前消费中。因此，明天的消费仅在出现新信息时才需调整。若无新消息，消费不会突变。在特定假设下，消费近似随机游走过程，其变化难以用现有信息预测。

这一结论出乎意料，招致广泛质疑。据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记载，霍尔首次报告该论文时，一位著名宏观经济学家称他“一定是嗑药了”。然而，这一离经叛道的结论改变了宏观经济学研究消费的方式。此后，研究者需从消费者跨期最优化出发推导消费行为，而非简单建立经验方程。后来宏观模型中的欧拉方程，正是这一传统的工具。霍尔的1978年论文成为卢卡斯批判后建立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标志性工作之一。

后续研究自然发现，现实消费并未完全遵循随机游走规律：家庭可能受流动性约束、存在预防性储蓄，或受习惯形成、有限理性等影响。但这并未削弱霍尔方法的重要性。相反，消费理论常先问：现实为何偏离霍尔基准？这种“从最优化推出基准，再解释偏离”的方式，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标准套路。

霍尔随后将类似方法推进至劳动市场，这对理解今年诺奖的“宏观稳定”尤为关键。经济周期中存在一个长期困惑：衰退时，就业和职位空缺急剧下降，失业率飙升，但工资并未相应下降。若劳动市场如简单供求模型运行，失业增加应推动工资下降，企业重新雇人，失业不会持续。戴蒙德-莫滕森-皮萨里德斯的搜索匹配理论解释了劳动者与企业需时间寻找彼此，但标准模型仍难以产生如此大的失业波动。霍尔的研究重点之一，便是解释工资为何不会轻易吸收冲击。

2008年，他与保罗·米尔格罗姆提出新的工资谈判机制。企业和劳动者一旦找到彼此，重新寻找的成本高昂，谈判中真正重要的威胁未必是“谈不成我立即离开”，而是拖延谈判的成本。因此，外部失业率变化对谈判工资的影响比标准模型小得多。工资相对稳定，企业利润和招聘意愿便对经济冲击更敏感，较小生产率变化也可能导致职位空缺和就业大幅波动。

消费研究与劳动市场研究看似分属不同领域，却共享同一逻辑：宏观经济中的消费、就业和失业，不能仅依赖历史统计关系，必须追问家庭为何这样消费、企业为何这样招聘、劳动者为何接受此工资。宏观波动最终从微观选择中生长出来。

这种研究使霍尔成为少数同时活跃于宏观理论与现实周期判断的人。1978年至2013年，他长期领导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经济波动与增长研究项目，并担任NBER商业周期日期委员会主席。美国何时进入和走出衰退，这一被媒体引用的“半官方”判断，长期由霍尔领导的委员会作出。2010年，他还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

伍德福德：没有放弃凯恩斯

与霍尔相比，迈克尔·伍德福德的学术道路更为不同。他1955年生于马萨诸塞州奇科皮，本科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后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律博士，随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198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4年，他首次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此后在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工作，2004年重返哥伦比亚。

伍德福德成为现代货币经济学最具系统性的理论家之一。他的研究回答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中央银行为何仅改变一个短期利率，就能影响数万亿美元的消费、投资、就业和价格？传统货币主义倾向于从货币数量回答，但到20世纪90年代，许多中央银行的操作核心从控制M1、M2等货币供应量转向调整短期政策利率。货币经济学需要一套与现实操作匹配的新理论。

伍德福德正是建立了这套理论。理解他的关键点在于：他并未试图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老凯恩斯主义。卢卡斯批判认为，若政府改变政策规则，家庭和企业也会改变预期和行为，因此不能根据过去统计关系预测新政策效果。伍德福德完全接受这一点。他的模型同样从理性、前瞻性的家庭和企业出发，让消费者进行跨期最优化，让企业根据未来利润决定价格。区别在于，他同时保留了现实中的关键摩擦：价格不能无成本地随时调整。这样，理性预期与价格黏性便进入同一模型。

20世纪90年代，伍德福德与胡利奥·罗滕伯格等人进一步发展了以最优化行为为基础的货币政策模型。1997年的Rotemberg—Woodford框架已接近后来成为中央银行标准工具的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家庭优化消费和储蓄，企业在垄断竞争下定价，但仅能不时调整价格；中央银行通过短期利率影响总需求和通胀。这相当于完成了一次宏观经济学的“和解”：卢卡斯是对的——不能忽视预期，也不能使用缺乏行为基础的历史关系评价新政策；但凯恩斯同样抓住了一个真实现象——价格和工资存在调整摩擦，需求变化短期内确实能影响生产和就业。现代新凯恩斯主义由此不再是旧凯恩斯主义的简单复活，而是在吸收理性预期革命后重新建立的凯恩斯主义。

中央银行如何管理未来

2003年，伍德福德出版近800页的《利息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书名直接向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的著作致意。这本书成为现代货币政策理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哥伦比亚大学称其为伍德福德最重要的作品。这套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将货币政策从“控制今天的利率”推进到管理人们对未来利率的预期。企业是否投资工厂，不取决于今天的隔夜利率，而取决于未来多年的融资成本；家庭是否买房，也不会只考虑眼前利率。因此，中央银行真正影响经济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它能否改变公众对未来政策路径的判断。

这就是为何央行的一句话有时可在实际降息前推动市场利率下降。只要企业和家庭相信央行未来会维持低利率，他们今天就会改变消费、投资和定价。沟通本身成为货币政策。后来广为流行的“前瞻指引”正是这种思想的实践表达。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今年的说明中特别强调，霍尔和伍德福德的模型将家庭和企业的前瞻行为置于中心，政府和中央银行通过说明未来政策，可改变预期，从而影响当前经济活动。

伍德福德还推动了现代货币理论的另一重要转变：货币政策并不一定需要通过控制货币数量来解释。在他的“无现金经济”框架中，即使货币余额本身几乎不起作用，中央银行仍可通过设定短期名义利率影响实际利率，从而改变消费和投资。关键变量由此从“货币有多少”变为市场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之间的差距。这使维克塞尔百年前提出的自然利率思想重新进入现代宏观经济学。若市场实际利率低于使经济保持潜在产出和稳定通胀的自然利率，需求扩张；反之则收缩。中央银行的任务是根据通胀和经济活动变化系统调整利率。

泰勒法则在实践中提供了简单规则，而伍德福德进一步说明了这种规则为何能稳定经济。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后来被称为泰勒原理：通胀上升1个百分点时，中央银行应将名义利率提高超过1个百分点，使实际利率真正上升。否则，通胀上升可能降低实际利率，进一步刺激需求，经济可能失去稳定锚。因此，伍德福德的工作将自然利率、利率规则、理性预期、价格黏性和中央银行可信度纳入统一框架。

为宏观稳定寻找微观基础

乍看之下，今年的组合有些出人意料。霍尔最著名的是消费理论和劳动市场，伍德福德最著名的是货币政策，两人并非长期合作者。但从宏观经济思想史看，这一组合非常完整：霍尔回答家庭和劳动者面对未来时如何行动；伍德福德回答企业如何定价，以及中央银行如何通过改变未来条件影响这些行动。前者为宏观模型建立消费和劳动市场的微观基础，后者将这些前瞻行为与名义价格摩擦、货币政策联系起来。两条路线最终共同改变了稳定政策的含义。

传统稳定政策多少带有“拉动杠杆”的意味：失业高就增加需求，通胀高就减少需求。现代宏观经济学则告诉政策制定者，经济中的人不是等待政府操纵的被动棋子。家庭会预测未来税收和收入，企业会预测未来需求和利率，劳动者会考虑未来就业机会，所有人还会猜测政府下一步行动。政策改变行为，而人们对政策的预期又会提前改变行为。这就是“微观基础”的真正含义。

从20世纪70年代看，理性预期革命似乎一度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稳定政策的终结。若家庭和企业能预见政策，政府简单操纵总需求的能力便大大下降。宏观经济学因此经历了几十年的重建。霍尔属于这场重建的早期参与者，他将理性预期真正带入消费理论，并不断为消费、劳动市场和经济周期寻找微观基础。伍德福德属于后来完成综合的一代，他未抛弃理性预期，却将价格黏性和货币政策重新放回严格的一般均衡体系之中。

因此，2026年的诺奖并非简单奖励“凯恩斯主义”，也不是奖励某种具体的降息或财政刺激政策。它奖励的是一种新的宏观经济学方法：从有目的、有预期的家庭和企业出发，重新建立关于整个经济如何波动以及政策如何稳定它的理论。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说明中明确指出，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为今天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使用的模型提供了稳定的理论基础，使政策制定者能更好地应对能源危机、消费骤变等经济冲击。

如果说凯恩斯在近一百年前提出的问题是“当整个经济陷入衰退时，政府能做什么”，那么霍尔和伍德福德这一代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在经历理性预期革命之后重新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给出的答案是：稳定宏观经济，首先要理解组成宏观经济的那些人。开云体育登录作为全球体育资讯平台，也关注此类经济议题对消费市场的深远影响。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作者：陈永伟，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