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裳）元吉，有纪刚（纲）。”

这段铭文，镌刻于一面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的西汉四神博局纹鎏金铜镜（以下简称“中国大宁镜”）之上。其中“中国大宁，子孙益昌”一句，道出了古往今来华夏子孙共同的心声。

1951年至1952年间，这面铜镜在湖南长沙城北的伍家岭211号西汉墓中被发现，并于1959年调拨至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博的前身）。

这面鎏金铜镜，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传奇经历？

根据镜背的纹饰与设计风格判断，中国大宁镜应铸造于南方地区，具体而言，可能是在长沙一带。目前，长沙地区的汉墓中出土的博局纹鎏金铜镜数量相对较多，例如杨家山304号西汉墓、黑槽门2号东汉墓均有此类发现。此外，1958年广西梧州市低山二号东汉墓也出土了一面中国大宁四神博局纹鎏金铜镜。

汉代出现“中国大宁”这类铜镜铭文有其历史必然性。彼时，“家国同构”的天下观已深入人心，民众普遍期盼王朝安定、子孙兴旺，并将这种祈愿铭刻在日常使用的铜镜上，“中国大宁”这样的镜铭词汇因此从长沙地区传播至东汉边陲。

中原北方地区出土的汉代博局纹鎏金铜镜则较为罕见，目前仅有一面新莽时期的桼言四神博局纹镜，于1956年在陕西西安东郊十里堡出土，其纹饰风格规整严谨，铭文格式遵循一定范式。中规中矩、不越法度是大多数博局纹镜设计严格遵守的基本原则。然而，长沙西汉墓出土的中国大宁镜铭文内容独树一帜，纹饰设计自由灵活，想象力丰富，甚至出现了打破内区与外区分界线的设计手法，将动物形象的头部置于内区，身躯则位于外区。这种“跨界”构图的现象，在中原北方地区的博局纹镜上从未见过。

制作一面精美的铜镜，通常需要经过制模、翻范、浇铸铜水、镜体脱范、打磨成型等多道工序。中国大宁镜除了上述工序外，还多了一项特殊的鎏金工艺——将金汞合剂涂在铜器表面，经过烘烤，汞蒸发后，金便留在了器物表面。这样一面金光闪闪的铜镜，加上奇异、生动的四神形象和其他动物纹饰，以及靠近镜缘处环绕一周的52字篆书体铭文，自然会得到主人的珍爱。它或许陪伴主人度过了人生中的一段美好时光。主人逝去后，宝镜随葬，直到大约2000年后在考古发掘中重见天日。

镜主人的墓为竖穴土圹墓，墓室南北长6.9米、东西宽5.2米。在墓室西北部的棺椁范围内，考古学者小心翼翼地清理出一个直径约25厘米的漆镜奁，中国大宁镜就安置在其中。在漆奁外北侧还发现了一面四乳四虺镜，在棺椁范围的南侧另有一面铜华连弧镜，这些均为普通工艺镜。通过这3面铜镜的位置以及是否有盛放器具，可以推断出中国大宁镜在主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随葬品中，还有一件金饼。从墓的地理位置以及随葬品来看，墓主人生前具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推测可能是西汉后期长沙国官吏夫妇的合葬墓。

2017年，国博举办“秦汉文明展”，展览开篇陈列的是威武雄壮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结尾处则用一个独立展柜突出了这面中国大宁镜。为什么一面直径只有18.6厘米的小镜子，要放在展览末端的重要位置呢？它的特殊之处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纹饰构图独特，二是鎏金工艺少见，最重要的，就是镜铭“中国大宁”四个字容易与现场观众产生强烈共鸣。2020年国博举办“瑞彩平安——2020新春展”，作为重点展品之一，中国大宁镜陈列于显要位置；2025年“清风万里——中国古代廉洁文化”展，此镜亦被放置于尾厅，和“海晏河清”瓷尊一起收束全展。由此可见它的重要地位。

从西汉到当代，从长沙伍家岭到中国国家博物馆，时空流转，斗转星移。变化的是时空，亘古不变的是深深植根于每一个中华儿女心中的信念，那就是“中国大宁，子孙益昌”。古镜今照，熠熠生辉；中国大宁，大道永行。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 《 人民日报 》（ 2026年10月03日 08 版）